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往往是系统问题，为什么系统会出问题？
比如，节假日景点人满为患，旅行反而成了受罪。
比如，渔民们过度捕鱼，却最终导致自己没了饭碗。
再比如，众多公司看到有利可图就加大投资，最终导致供大于求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
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一些不理智的个人的行为，事后复盘时，可以提出种种改进方法，但是相似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
人们倾向于理性地从自己短期的最大利益出发，但每个人的行为汇集起来，却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们会基于其掌握的信息制定理性的决策，但是由于人们掌握的信息通常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尤其是对于系统中相隔较远或不熟悉的部分，由此导致他们的决策往往并非整体最优。各个时代都有在生态位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比如大型机时代的IBM，PC时代的英特尔+微软；移动时代的iOS与安卓。这些赫赫有名的企业，曾经在一个转折点上神乎其神地崛起 ，却在下一个转折点上，露出惊人的短视。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曾说：“全世界只需要5台电脑就足够了。”诺基亚CEO康培凯说：“苹果不会对诺基亚造成任何影响，因为诺基亚专注做手机很多年了，有满足任何价位和需求的产品线，而苹果仅仅只有一款产品。”微软CEO鲍尔默也认为：“iPhone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对企业用户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并没有物理键盘。”英特尔更是以手机芯片价格低、没利润而拒绝给苹果提供芯片。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从自己掌握的所有信息出发，却得不出对于企业的最优解，这就是有限理性的困境。转型期，尤其是结构性的转型期，更需要系统思维，看到事件背后，那个藏在水面下的结构是什么。结构是行为的根源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水面上的各种事件，比如古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现代人建造了摩天大楼。
这只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复杂系统中为人可见的一小部分，还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水面下的是什么？
是古埃及人相信在人死后还有来世。而现代人相信的是，市中心的土地很值钱，寸土寸金。
社会系统是人类文化思考模式的外在体现，也是深层次的需求、情绪、优势和劣势的反映。
所以，当遇到一个问题时，善于进行思考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数据，了解它的历史情况以及行为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
因为，长期趋势为我们理解潜在的系统结构提供了线索，而系统结构又是理解系统会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的关键，让我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系统结构是行为的根源，而行为体现为随着时间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经过反复审视结构和行为，善于思考的人会将二者联系起来，理解事件、行为以及结构之间的关系。
我们最大的困惑，往往来自对系统结构的认识，系统倒是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在这个世界中，真正的难题不是判断世界本身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最常困扰我们的往往是，世界是基本理性的，但并非完全理性。生活是理性的，但如果完全按照逻辑来推论，却可能到处是陷阱。
它看起来有一定量化关系，却不可能完全精确地用数学公式来度量；它看起来有一定规律，却又随时充满了惊喜。
比如，企业就是一个系统，想要知道企业如何运作，就要研究它的历史，询问那些曾长期关注它的人们的意见，让他们告诉你曾经发生过什么。看看过去，阿里巴巴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确立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使命。2004年，阿里巴巴将“成为一家持续发展102年的公司”定为愿景，并正式形成了“六脉神剑”的价值观和文化：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2019年，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之际，面临新的历史机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六脉神剑”到“新六脉神剑”，是因为使命、愿景、价值观就是阿里巴巴的DNA。它的表述，代表着它的自我认知，随着它自我认知的发展，一个企业的来龙去脉，也逐渐清晰起来。如果可能的话，去寻找或者制作一张图表，显示系统实际数据的时间变化态势——人们的记忆不是一直很可靠的，尤其是对于相对久远的事件。对于变革时期的企业来说，尤其需要关注从战略到落地的全过程，尤其是这个过程需要花费的时间。在数字化转型中，高管要弄清楚3件事。
why，为什么要做数字化转型，和你未来的整体发展蓝图有什么关系。
what，按照你的战略蓝图，接下来的切入点是哪里，阶段性重点是什么？
how，如何确保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团队成员如何升级配合？
但做好分析之后，还要认识到，要实现一个系统的目标，需要面对系统各部分改变的过程。系统的每个部分在开始行动之后，相互之间会有一个时间的延迟。比如，工业化的进展速度不能超过工厂和机器设备建设的速度，也不能超过培养合格劳动者的速度。5g的应用生态，要等到5g基站铺设完毕，才能逐渐发育。在对系统做分析时，尤其需要关注时间的维度，关注它过去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也要关注它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的成长时间。如果你对既有各部分的变化速度有正确的认知，就不会“拔苗助长”，期待事物变化的速度超出其特定规律；也不会过早地放弃，因为你知道一项措施要想见到成效，也需要时间。此外，关注过程，才能更好地把握系统动量所展现的机会，“顺势而为”，我意识到，当我们试着创造一个新事物时，我们必须学会等待。
我们必须充满耐心地播种，精心浇灌土地，让种子自己发芽、生长，它需要时间。
你不可能愚弄植物，你更不可能愚弄历史。无论是植物的成长、森林的荫蔽，还是民主的发展，都需要时间。
同样，你投入邮箱里的信到达目的地，需要时间；顾客注意到价格的变化，并据此调整他们的购买行为，需要时间；建造一座核电站，需要时间；机器的磨损，需要时间；新技术的普及，也需要时间。
我们经常对事物发展需要多少时间感到出乎意料。
在过程中，正是因为信息和反馈不足，才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西蒙认为：我们会以理性的方式尽力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但是却只能基于自己所知道的信息进行思考。我们也极少看到自己面前存在的所有可能性，也通常不会预见到自己的行动对于整个系统的影响，甚至有可能选择性地忽略这种影响。因此，我们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视野范围内，从当前几种很明显的选择中进行抉择，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会考虑整体的长期最优方案。很明显，如果决策者缺少信息，他们就无法做出应对；而如果信息不正确，反应也不可能正确；如果信息是滞后的，更不可能及时做出反应。系统中的大多数错误，都是由于信息的偏差、延迟或缺失所致。其实，在设计系统时，除了搜集做决策的信息，也需要考虑行动后的反馈信息。决策及其结果之间建立起反馈回路，让决策者直接、快速、强制性地看到其行为的后果。比如，对于一些有污染的公司来说，如果将取水管放到同一条河的下游，让它们马上能够了解到自己排放出去的污水的情况；
对于任何一个打算投资建设核电厂的部门或企业来说，都得在自家的草坪上堆放核电厂排放的废物；
每一位鼓吹宣战的政客都得自己上前线……
通过反馈信息，让作出决策的人，直面决策的过程与结果，不仅可以不断修正系统结构，而且可以维护真正的社会价值观。其实，我们面临的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是：工业文明可能正在慢慢侵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家对很多失德行为表现得习以为常。一些不良行为被揭发出来，通过媒体的宣传被放大，但有些人觉得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我们都是凡人。只是这样，人们的期望会被降低。期望的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继而，被确认并逐渐灌输为理想的行为就更少。其实，对于一个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降低“善”的标准。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原因、过程和结果，但所有分析本身，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分析背后，是价值观，是“善”的理念在支撑。这大概也是系统思维作为一种思考，揭示的最底层的意义。所有系统都是通过结构来影响人的行为，所有结构都是人的思维方式的外化，所有思维方式背后，都是价值观在支撑。尽管在外化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信息、合作、行动上的难题，但是，过程永远都不能取代目标，对于系统来说，不能降低“善”的标准。如果系统思维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事件，解决问题，那么它的根源就在于，系统是一个整体，它站在古往今来的角度，从人类精神的视角，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以及必须做什么。